案情簡介:
  
  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作為保理商與作為應收賬款轉讓方的冀中能源物流公司簽訂了《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約定冀中能源物流公司將其與案外人天津B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簽署的基礎合同所產生的應收賬款轉讓給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由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作為保理商向冀中能源物流公司提供應收賬款融資、客戶資信調查與評估、應收賬款管理與催收等部分或全部內容的綜合性保理服務;
  
  涉案應收賬款指案外人B公司在基礎合同項下應向冀中能源物流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項共計67,000,000元;A合同包括冀中能源物流公司與案外人B公司簽訂的《購銷合同》《補充協議》及確認函;應收賬款受讓款為67,000,000元;
  
 遠東融資租賃公司未按時、足額收到任一期回收款、保證金、手續費或其他應付款項的,即為發生“回購事件”,遠東融資租賃公司有權要求冀中能源物流公司立即無條件對案外人B公司仍未清償的應收賬款及案外人B公司應當支付的逾期利息及違約金進行一次性回購并支付回購款(回購款金額=回收款總額及其他冀中能源物流公司應付款項金額-遠東融資租賃公司已收到的回收款及其他冀中能源物流公司應付款項金額+應付未付手續費);
  
  遠東融資租賃公司與冀中能源物流公司簽訂《應收賬款轉讓登記協議》約定:為保障遠東融資租賃公司與冀中能源物流公司簽署的《有追索權保理合同》項下應收賬款轉讓的順利實現,雙方同意由遠東融資租賃公司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應收賬款質押/轉讓登記公示系統辦理保理合同項下應收賬款轉讓登記,且冀中能源物流公司對遠東融資租賃公司在應收賬款質押/轉讓登記公示系統中的登記內容已確認無誤;遠東融資租賃公司至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辦理動產權屬統一登記—初始登記,轉讓財產為2018年2月3日簽署的編號為JZNY-TZ-20180203的《購銷合同》、2018年3月13日簽署的編號為FCOA18022895HT-B-01的《補充協議》及編號為FCOA18022895HT-B-02的確認函下冀中能源物流公司向案外人B公司銷售貨物形成的應收賬款合計67,000,000元。
  
  同日,冀中能源物流公司向案外人B公司寄送《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案外人B公司出具了回執;
  
  2018年3月30日,遠東融資租賃公司扣除保證金6,836,738元,向冀中能源物流公司支付應收賬款受讓款60,163,262元;
  
  后因冀中能源物流公司(以下簡稱:冀中能源)自2020年1月30日開始出現逾期,雙方由此形成糾紛,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以下簡稱:遠東租賃)一審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要求冀中能源支付回購款并承擔違約責任,浦東法院判決支持了遠東租賃的訴請,冀中能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上海金融法院。
  
  該案中,冀中能源一審的抗辯理由及二審的上訴理由之一為:遠東租賃非銀行或商業保理公司,不具備辦理與主營業務相關的保理業務的資質,應根據合同內容認定《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的性質,本案非保理合同關系。
  
  針對冀中能源的上訴理由,遠東租賃二審提供了新證據即遠東租賃的子公司與冀中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開展過融資租賃業務的融資租賃合同等相關系列證據,擬證明冀中能源是遠東租賃主營業務(融資租賃業務)項下的客戶,故遠東租賃公司與冀中能源之間的系爭保理業務,屬于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
  
  法院觀點:關于遠東租賃在該案中是否具有敘做保理業務的資質
  
  一審浦東新區法院認為:首先,從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的經營范圍來看,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的經營范圍中包括“兼營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遠東融資租賃公司開展涉案保理業務并未超越其經營范圍。其次,從遠東融資租賃公司展業的歷史沿革來看,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作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的融資租賃公司,其開展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系監管機構允許的金融服務開放措施。再次,從保理合同的特點來看,目前并無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保理業務屬于金融行業的特許經營范圍,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經營保理業務亦未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因此,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作為融資租賃公司具有保理業務經營資質。
  
  二審上海金融法院認為: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的經營范圍包括“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租賃交易咨詢和擔保,兼營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根據遠東融資租賃公司提供的《融資租賃合同》,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的子公司遠東宏信(天津)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與F公司之間開展過融資租賃業務,故遠東融資租賃公司主張其與F公司之間的案涉保理業務屬于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該主張具有事實依據,予以支持。一審認定雙方之間的保理合同關系合法有效,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認可。
  
  律師分析:從該案二審判決書的描述來看,案涉保理合同的性質和遠東租賃在該案中是否具有敘做保理業務的資質相關,而認定其是否具有資質又和案涉保理業務是否和遠東租賃的主營業務即融資租賃業務相關。針對該問題,遠東租賃在二審訴訟中向法院提供了新證據,擬證明案涉保理業務和主營業務的相關性,二審法院對其證據予以采納并對其主張予以認可。而一審浦東法院則認為:遠東租賃的經營范圍中包括“兼營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目前并無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保理業務屬于金融行業的特許經營范圍,遠東融資租賃公司經營保理業務亦未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庇纱苏J為遠東租賃作為融資租賃公司具有保理業務經營資質。
  
  那么,如何認定融資租賃公司是否具有經營保理業務的資質呢?保理合同糾紛中,融資租賃公司是否需要如本案遠東租賃一樣舉證證明案涉保理業務和主營融資租賃業務的相關性呢?經筆者檢索生效類案判例發現,司法實務中存在不同觀點,截取相關類案法院裁判觀點如下:
  
  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在作出的(2019)粵0391民初3545號民事判決書中認為:
  
  關于融資租賃公司兼營商業保理的范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商業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中(滬)自貿管(2014)26號)第五條規定“融資租賃公司可申請兼營與主營業務有關的商業保理業務,即與租賃物及租賃客戶有關的上述業務,”即融資租賃公司受讓客戶的應收賬款,該應收賬款應當與融資租賃所承租的租賃物有關,或者該客戶應當為融資租賃的租賃客戶。具體來講就是,融資租賃公司所受讓應收賬款的基礎合同應當與其已承做業務的租賃物有關,即應收賬款債權人、債務人應當屬于其已承做業務客戶,F實中,不少融資租賃公司打擦邊球,開展了不少與自身租賃物以及租賃客戶無關的商業保理業務。
  
  具體到本案中,根據查明的事實,原告并未與被告發生其他融資租賃或租賃業務,不符合《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國發(2013)378號)中“允許融資租賃公司兼營與主營業務有關的商業保理業務”,即與租賃物及租賃客戶有關的上述業務。故原告在未與被告建立融資租賃或租賃業務的情況下,不得與被告開展保理業務,原告與被告開展保理業務屬于超范圍經營。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作出的(2017)滬01民初835號民事判決書中認為:
  
  本院查明的事實表明,原告燎原公司的主營范圍為融資租賃業務,根據其營業執照載明的經營范圍,其可兼營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根據《商務部辦公廳關于融資租賃行業推廣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復制改革試點經驗的通知》等相關規定,“兼營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商業保理業務”是指該等業務必須與租賃物及租賃客戶有關。本案中,原告燎原公司自認其與被告海潤太陽能公司沒有融資租賃業務往來,也即燎原公司與海潤太陽能公司開展了與燎原公司主營業務無關的保理業務,該交易行為已超出其特許經營范圍。經營商業保理業務必須獲得相應的行政許可,燎原公司不具有本案系爭的保理融資交易的經營資質,故對其關于雙方系保理融資關系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作出的(2019)滬民終469號民事判決書中認為:銅冠公司與中建六局三公司簽訂涉案《有追索權保理合同》及相關的交易行為雖已超出其兼營與融資租賃相關商業保理業務的范疇,鑒于銅冠公司已實際向中建六局三公司提供了融資服務,中建六局三公司收取了涉案融資款項并履行了部分還款義務,且銅冠公司并非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一審判決認定銅冠公司和中建六局三公司之間成立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并無不當,本院予以支持。(一審法院為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判觀點同上(2017)滬01民初835號民事判決書)
  
  其他如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也有類似裁判觀點。
  
  結語:筆者認為,從業務合規角度來講,融資租賃公司所做保理業務應和其主營融資租賃業務直接相關;從司法訴訟角度來講,個人比較認同上海浦東新區法院的觀點,但鑒于本次檢索到的類案裁判觀點,尤其是深圳前海法院、上海一中院、上海高院的裁判觀點,本著謹慎的原則,建議融資租賃公司最好能舉證證明案涉保理業務和融資租賃業務的直接相關性,以最大限度的防范訴訟風險。
  
  本文案例系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案號為(2021)滬74民終1769號民事判決書。